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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济南中医救亡运动轶事 (请勿转载)

中国现代医药信息网 时间:2020年06月06日 18:31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祖国医学遭受到严重歧视和排斥,使这一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遗产濒于灭亡的境地,鸦片战争前,中国医界一直是中医一枝独秀。列强入侵后,西学东渐,西医学也在中国落地生根,两种异质医学体系并存,冲在所难免。在日益激化的中西医论争中,医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医持轻视甚至反对态度,主张用西医取代中医,认为中医已落后于时代,是封建迷信的骗人把戏,废止中医思潮成为政府千方百计排斥、摧残中医的思想基础。从道光皇济南军区总医院中医科王勇

  在1914年北洋军阀时期,国民党政府就主张废弃中医药,激起了中医药界的强烈反对。1925年,国民政府拒绝全国教育联合会把中医药纳入医学教育规程的申请。1929年,蒋介石政府在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又通过了余岩(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并提出消灭中医的六项方法。这个消灭中医的反动提案通过后,中医立即引起了中医药界的极大愤慨和强烈反对,为了挽救中华民族这份宝贵的医药文化遗产,中医界进行了长期的顽强抗争,仅直接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请愿抗争就有十多次,地区性的抗争更是难以计数,由于全国各地人民和中医药界的强烈反对,反动政府才未能达到消灭中医的目的,但已经使祖国医学遭到严重摧残,古老的中医经历了历史上最艰难的岁月。

  关于民国济南地区的中医救亡运动的轶事,在文献中鲜有报道,为了弥补这一空白,本人和同事走访了济南史志办文献部门并查阅了有关资料,做一概要论述,不足之处,请各位专家同仁雅正。

  1929年,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余云岫、汪大夑所谓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消息发布后,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大会代表联合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济南中医杜德五会约同仁,组织山东中医赴南京请愿,参加了这次抗议运动。国民党政府为平民愤,不得不同意保留中医中药,并答应成立中央国医馆以负责全国的中医药事业[1]。

  1934年,国民党政府通令整顿中医药界,实行名为“整顿”实为“扼杀”中医药的政策。国民党政府卫生署,又颁布了“修正管理成药规则”及登记、查验等办法,企图铲除中药,因而引起了全国医药界人士的强烈反对。

  当时济南有一位前清举人赫芸衫老先生精通医药,关心祖国医药事业,在他的倡导下,集合济南国药业人士,联名签名提出抗议,以济南国药公会会长张品三的名义,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请愿书”,实为“抗议书”。在请愿书中揭露了反动政权推行“管理规则”是“阳借慎重民命之虚名,暗用铲除国药之毒计”。并义正词严地驳斥“规则”的荒谬规定,列条了查验、登记等办法不能实施的八项理由。如请愿书中指出“中国成药,如局方至宝丹、大活络丹等,语其验效,起死回生,考其原方,寒热杂用,不惟非西药根据地之卫生署所能查验,即集全国大医,亦往往不能得制方之真谛,然考其历史,即在社会叠奏拯危救困之奇功,又在列朝屡经太医院署之审定,而不识国药之卫生署,再欲加以查验,未免画蛇添足,徒扰商民,此其不能查验登记之七。又查修正管理成药规则内,对于查验成药重要部分者,在麻醉性药及吗啡、高根、海洛英等。而中国古方之成药,断不采用此种原料,此项条文仅适用于西药,中医而不适用于国药,如指国药之中附子、乌头、半夏、南星之类皆含毒性,故应查验,而抑知凡药皆有毒,无毒则不成药,用之得当,则砒霜、巴豆皆足以起沉疴;用之不当,则人参、鹿茸亦足以伐人命,考之古方用毒性药者,均于分两配合,含有深微之奥旨,所谓增一厘不可,减一分不能,断非该规则所定,不得超过其剂量三分之一等语……。该卫生署对于中国医学固未尝梦见,对于国医古方又安能认识。此其不能查验登记者八”[2]。

  这份请愿书由赫芸衫持赴南京呼吁,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宣布成药管理规则暂缓施行。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委冯玉祥等八十一人,提议政府对于中西医应平等待遇,并拟其办法三项。(一)前经立法院议决通过之中医条例,迅予公布执行。(二)政府对于医药卫生等机关,应添设中医。(三) 应准中医设立学校,当经审核通过。

  1936年12月虽经立法院第八二次会议修改卫生署组织在署内设中医委员会,尚未能包括第二项之全部。惟对于中医教育问题,关系尤为重大,而迄今尚未实施,以致国内所有中医学校,因教材未列学制系统,致均不获教部立案,而卫生署之中医审查规则,曾注明中医学校系指曾在教部立案者,以致各医校毕业生,无从领得中医证书,热心中医教育之人,亦已未得教育部准予立案为憾。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全国各地中医药团体,纷纷派代表至京,计达五十余单位,假南京市国医公会,商讨请愿办法,以人数过多,恐碍秩序,每一单位仅派一人,分乘汽车十余辆,至中央路即行下车,并公推山东济南赫芸衫、上海唐吉父、杭州祝敬铭、江西吴琢之、湖南吴汉仙、广东方东溥六人为总代表,向三中全会面递请愿书,要求实行五全会决议案全部。

  此次请愿,济南赫芸衫先生不负众望,风尘仆仆,慷慨陈词,据理力争,与总代表们同舟共济精心谋策,终于赢得了胜利,为捍卫中医药事业,为后来祖国医学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建立了不朽的功绩[3]。

  创办于1935年,是以赫芸衫先生为代表的济南中医药界名人志士合资筹建的培养中医专门人才的一所专科学校,它是济南市开展祖国医学教育事业较早的学校之一。

  国民党执政当局历来对中医采取歧视、排斥、消灭的政策。济南中医药界人士为了抵抗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使祖国医学这一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得以保存并发扬光大,于1934年由济南名士赫芸衫及医药界名人张汉臣、李伯诚等人发起筹办国医专科学校的倡议,得到了省内各界有识之士、尤其是药界人士的大力支持。

  创办国医专科学校的倡议发出后,便成立了由辛铸九、李伯诚、张汉臣、张研臣、刘仲华、赫芸衫、张聘三、韩纯一等十余人组成的董事会,由全省商会会长主持,辛铸九任董事长,赫芸衫为校长,具体负责学校的筹建工作。在资金上,由山东省各市、县中药界以约捐方式募集捐款四千余元,做为 办学基金。该校校址设于济南市南门里舜井舜庙后院(前院为“济南慈善医院”,是该校的实习医院)。

  为了使学生有更多的参考资料,赫芸衫和刘仲华先生捐献出了几百部中医典籍,有些为宋版、明版的独本、秘本和珍本。(该书解放后由济南市卫生局接受并交市中医学会整理保管,“文革”期间由市医学会图书馆保管,佚失甚重,现所存无几)。

  论、金贵要略、诊断学、药物学、方剂学、国文、医学史等基础课;针灸、整骨、儿科、外科等临床课;实习一年后毕业。

  学生来源为全省各地高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经考试合格录取。该校共收二届学员:1935年秋招收第一届学员70余名,次年又招收学员80余名。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对中国大举进攻,全国人民奋起抗战。国医专科学校组织师生成立了救护队,担负抗战伤病员的救护和治疗。同年11月济南沦陷,学校被迫停办。

  私立山东国医专科学校自开办以来,前后仅存两年,所招收的两届学生因中途停办而均未毕业,但培养了一批中医专门人才。学生有的参加了革命工作,有的执行了中医业务,大部分成为解放后各级医疗单位的中医骨干力量,为继承祖国医学遗产和保障人民健康做出了贡献,对祖国医学教育事业具有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推动作用[4]。

  民国二十一年以前,国药业曾自发组织过一个团体,叫做国药研究会,仅是组织委员做一些公益事务。民国二十一年(1931年)正式成立国药业公会,会址设在舜井街舜皇庙内,首任会长张研岑。

  国药业公会成立后,在维持国药业的权益、筹办药材大会等方面做了许多努力,特别是1934年国民党政府通令整顿中医药界,企图扼杀中医药时,国药业公会曾会同中医界联名签名上书,并派遣代表去南京情愿。为振兴中医中药,张研岑、张品三、李伯成、李伯良等国药公会领导人,积极参与倡导筹办“国医专科学校”,发动国药业,依约捎方式募集捐款四千余元,做为办学基金,促成“私立山东国以专科学校”于1935年9月正式成立,因该校开学后经费不足,省市国药业又增添二厘公捐做为该校的经费补助金。

  1934年11月,全国50多个省市的中医药团体代表汇集南京,为求得中医药界的合法权益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山东代表赫芸衫被推为6名代表之一。代表团在南京期间,多借南京地国医公会商讨请愿办法,各代表也互通本地国医公会的消息。

  赫芸衫回济后,鉴于济南尚无国医公会之设置,故积极推动成立。1935年1月8日,济南中医界根据上海市国医公会章程,组织成立了济南市国医公会。成立大会在市商会礼堂举行。国民党济南市政府、山东省公安局、历城县党部均派人到会监选,通过投票选举,选出执行委员15人、候补执行委员5人,监察委员9人,候补监察委员会3人。随即,由执行委员推举徐卿云,刘子瞻、张西园3人为常务委员,由监察委员推举刘敬予、李逢尧、王玉符3人组成主席团。选举完毕后,各职员宣誓就职。

  1935年12月,国医公会主席团成员李逢尧与中医丁雨琴等创办了国医学社,以期造就国医人才,该学社开学时,省会公安局、市教育局曾派官员到往祝贺。后该学社成为国医公会附设国医学社。国医学社始建于1935年,止于1940年,此间举办了两期,每期为时2年半,学员修业期满,考查成绩合格者,发给毕业证书。于1937年6月和1940年10月各毕业一期,该社社长凡两任,首任丁雨琴,再任周宗黄[6]。国医学社政府置

  1929年,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余云岫、汪大夑所谓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后,全国医药团体强烈抗议,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收回成命,并后来成立中央国医馆以负责全国的中医药事业。

  1936年4月6日,中央国医馆山东分馆成立,推举辛铸九为董事长。国医分馆成立后,以研究医学学术为主旨,协助中央国医馆办理中医登记,抵制外货,组织人员会同有关方面进行清洁检查,宣传卫生知识,唤起民众预防疾病,并总结医疗经验,著书立说。

  山东分馆成立后,因已有国药公会和国医公会两个中医药团体,故活动不多。1937年12月,日军侵占济南后,分馆活动停顿[7]。

  赫芸衫,名玉章(1870~1944年),齐河县孙耿乡人,自幼聪敏,勤奋好学,在青少年时期曾饱读诗书,为清朝末举人。曾在临邑执教私塾,光绪三十二年(1906)应聘来济南后期师范和女子师范任国文和历史教员。先生为人刚毅直爽,热忱奔放,善于交际,活动能力很强。为捍卫中医事业,使祖国医学之发扬光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救亡中医事迹如下:

  赫芸衫先生意识到要想从根本上消除中医受歧视的弊端,就必须促使自身强健。欲使祖国医学发扬光大,就必须加强国医教育事业。此即所谓事业要兴旺,教育必先行。有感于此,赫先生一生致力于祖国医学教育事业。早在1934年,便联合当时济南中医药界著名人士张汉臣等,倡导筹办国医学校。经过一年多的积极筹备,于1935年9月在舜皇庙正式成立了“私立山东国医专科学校”,同事还创办“国医慈善医院”,为民疗疾,作为学校的实习基地。赫芸衫分任校长和院长,并亲自编写国文教材,登台授课。为了使学生有较多的学习参考资料,赫芸衫和刘仲华捐献出几百部中医典籍。其中有宋版、明版的珍本、秘本与独本。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抗战,国医专科学校组织师生成立救济医院,为抗战伤病员和难民免费救治。赫芸衫动员部分学生奔赴解放区,其中不少人成为解放区的医疗骨干。同年11月,济南沦陷,学校被迫停办。

  赫氏学识渊博,酷爱祖国医学,且造诣颇深。加之三十余年的经验,可谓学识经验俱丰,在全国医界享有盛誉。1931年成立中央国医馆,后又成立中华民国医药学会,赫氏为该会理事,先生目睹当时大肆泛滥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和当局限制中医之种种措施,特别是对中医教育,中医教材等问题,结合自己创办学校的经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37年5月22日再中央国医馆会议室召开的中央国医馆第二届第二次理事会议上,讨论关于教育学术提案,本会理事赫芸衫所作六条建议,陈叙于此,:

  以上提案,是先生致力于国医教育事业所费心血的结晶,它为祖国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地推动与指导作用。

  在1934年针对国民党政府扼杀铲除中药的请愿抗议斗争和要求实行五全会决议案的请愿斗争中,赫氏都被推选为济南地区中医药届的代言人(具体见上述有关内容),他不负众望,慷慨陈词,据理力争,与总代表们同舟共济精心谋策,终于赢得了胜利,为捍卫中医药事业,先生进行了呕心沥血的斗争,为此废寝忘食而竭尽全力。为后来祖国医学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赫氏治学,态度严谨,倡言:“有志医学者,首当辨明途径,潜心灵素之义,”他精勤不倦,探探研医理,著书立说。在创办私立山东国医专科学校的过程之中,赫氏组织当代中医名流编写了一套系统教材,其中国文讲义为先生所编著。他收集历代名医之绝论,汇粹文人名篇之精华,使文医浑然融为一体,是一部很好的国文教材。

  赫氏在医界德高望重。济南沦陷后,日伪欲借赫氏的威望以维持其反动统治,曾邀他出任市府秘书长,均被其严词拒绝。日伪不甘罢休,三次将赫的独子赫小云逮捕,进行威逼、恫吓,赫先生毫不动摇。充分显示了他高尚的民族气节,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华民族不受屈辱、大无畏的英雄气概。1944年6月,国医慈善医院张敬轩医师被日寇拘押,中医赫氏不顾年高体衰,炎夏酷暑而四方奔波,全力营救,不幸中暑身亡。

  赫氏的一生,为捍卫中医,发展中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创办国医学校,开济南市祖国医学教育事业之先河,堪称楷模[8]。

  民国年间,广大的中医人员有的在中药店坐堂行医,有的自行开业,有的散在民间,采取不同的方式为民除疾苦,疗病痛,造福于人民,深的民众之信赖,在此期间,出现了不少在医界颇有影响的人物。

  据1911年《山东官报》记载可知:1900年,杨研农、陈华进馆立中西医院应诊,开济南中医进院之先河,且两人医术高超,愈人众多,然其生卒事迹都报道甚少。它如善疗内儿疾病的王功镇,著《养生医药浅说》;尊崇仲景医术,擅用经方的崔芹香、中医刘子瞻;倡导江南温热学派,以治疗温热病见长的王兰斋;对脾胃学说造诣颇深的吴少怀;还有颇有名气的袁达升,王子良、徐鞠儒、张松岩等。遗憾的是他们当中,除少数医家留下著作流传于世外,大多为名噪一时,忙于诊务,而未留有著述,以致无法揆度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政治观点。但他们造福一方的临床成就本来就是济南民国中医救亡的支柱之一。[9]

  为祖国医学教育事业沤心沥血,培养中医专门人才的除了赫芸衫,还有创办济南私立云亭针灸医学社的杨云亭等知名人士。

  济南中医杜德五会约同仁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斗争,同样功不可没,但其现存资料甚少,无法详述,实为憾事[10]。

  中医自救运动揭示了这样一个社会法则:在医学改革的路径选择上,作为现代国家制度的政府行政部门,其实也不具有绝对的权力掌握国家的医疗卫生方向,无法凌驾于普遍民众之上,采取措施自上而下地强行废止中医,自然不能奏效。

  中医的存在有其文化土壤,亦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中医药关乎着民生、经济与社会稳定等,中医的发展有其现实意义。建国以来我国中医药实行团结中西医与中西医并重的政策,使中西医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现实的启示是二元医学格局更符合实效原则,也符合中国的实际与国情。立足于本国国情,并以世界发展的眼光,在多元化的格局中做出选择,走符合自己的路,才能真正创新与进步。

  学习民国时期中医的救亡历史,目的是激励我们这些新时代的中医工作者,珍惜前辈们为挽救中医付出的心血,尽我们的振兴中医之责,让其明天更加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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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描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祖国医学遭受到严重歧视和排斥,使这一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遗产濒于灭亡的境地,鸦片战争前,中国医界一直是中医一枝独秀。列强入侵后,西学东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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